王旭宽

　　历史发展及其走向具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在事物发展中居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性质和方向。偶然性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对事物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1］（P545）“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但“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P243）必然是一种发展趋势，偶然是一种影响但不能决定发展趋势的意外。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外在表现和补充，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质是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

　　一、“上山”：必然的选择

　　大革命遭失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根本性问题，一是要不要坚持革命？二是如何坚持革命？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坚决和坚定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3］（P1036）。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则历经艰难摸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寻找到正确答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学习，希望通过攻占大城市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但大部分很快遭受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掌握强大武装力量占据城市的现实，意欲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夺取革命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秋收起义还没能靠近长沙城，工农革命军就遭受惨重失败。八一起义攻占了南昌城，但起义军只坚持了三天，不得不避敌围攻南下广东。广州起义和其他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起义，绝大部分皆因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而失败，都没有实现原定的目的。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敌我力量悬殊，欲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此路不通。

　　面对挫折和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其中，最先从理论上思考和从实践上尝试的，首推毛泽东。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中国情况的分析，多次提出“上山”，主张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6月，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后从湖南出来的党员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4］（P80）7月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如何应对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在发言时明确提出：“省农协可采取二个办法，一是改造安抚军合法保存，但这条实难做到；二是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就毫无办法。”［3］（P143）“七一五”政变后，7月2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文件《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庄联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有战事，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6］（P184）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5］（P145）八七会议后，当时负责主持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极为欣赏毛泽东的才华，提出希望毛泽东和他一同赴上海，到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婉拒道：“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7］（P10）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实质，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将党的工作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发展革命有一定基础的农村、山区去。这些理论思考，为后来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准备了思想基础。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革命革到山上，那是去“做山大王”。毛泽东却耐心引导大家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7］（P111）面对强敌的追击，工农革命军要保存武装力量，只能被迫转战，找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地带生存和发展。被迫其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最后选择落脚湘赣边界的大山之中，当属必然，既是“上山”思想的体现，更是敌强我弱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无奈而又明智的抉择。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十三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地处两省或三省交界的偏僻山村区域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带，就是最好的印证。

　　二、转兵井冈山：具有偶然性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但思想转化为行动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有一个过程。

　　八七会议后，受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9月初，肩负组织秋收起义重任的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起义部队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听过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对井冈山的简单介绍。

　　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沙这个大城市。起义军也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遭到当地国民党军队的强力抵抗，加上兵力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收编部队邱国轩团叛变等原因，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军威因之不振”，“竟致溃不成军”［8］（P21）。

　　延续原定计划，是一条死路，但要改变中央原定计划，需要魄力，需要胆量，也需要智慧。

　　1927年9月19日， 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审时度势，据理力争，顶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等人的极力反对，说服总指挥卢德铭等前敌委员会委员，涉险通过“向萍乡退却”的决议。就在前敌委员会通过此决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也再次作出要求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决议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9］（P151－152）庆幸的是，当中共中央的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部队已经行进在“向萍乡退却”的山林之中，无法传达，更不可能实行。

　　毛泽东在文家市没有提到井冈山，这时井冈山还没有明确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根据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关于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何长工回忆：“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但“当时只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后来才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7］（P111）张宗逊回忆：“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时还是想往主力 （即南昌起义部队）靠。”［10］（P37）

　　毛泽东选择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过程充满着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