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胜平　张 萍

　　研究游民的权威学者王学泰先生指出：“游民数量的多少，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历朝中可以说是朝代盛衰的标志。游民问题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不断地出现，困扰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总是在‘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之间来回循环，也与此有关。”［1］（P1）游民群体是推动历代王朝更替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力量，他们能把掌握政权的主流社会拉下马，尔后取而代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游民阶层虽然不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基本力量，但对革命的影响却举足轻重。在近代中国，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间还有义和团运动，每次斗争的兴起和发展变化都与这个阶层的参与息息相关。就连1927年的四?一二和其他一些影响革命态势的事件，也和这个阶层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因此，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毛泽东对游民非常重视，主张采取积极的策略和措施来对其加以改造。

　　一、毛泽东对游民的认识和评判

　　（一）对游民特性的认识

　　毛泽东非常重视阶级成分和敌我阵营的区划，认为分清敌我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P1）在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进行条分缕析后，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到了“游民”：“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3］（P8－9）这里，毛泽东总结了游民的特质，一是出身，游民是来自“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工农中生活水平低下、生计较窘迫者；二是具有两面性，既“很能勇敢奋斗”，又有“破坏性”，是个矛盾统一体。

　　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克思基本一致，马克思认为，游民“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做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劣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3］（P409）

　　毛泽东在分析游民的成因时，认为根源在于贫穷，即“因贫致游”。他在抗战时期重申：“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4］（P645－646）

　　但是，毛泽东对游民特性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做过调查之后，认为游民是“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在寻乌占各类职业人群的第三位，仅低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占到全部人口的16％。［5］（P99－100）此时毛泽东只字不提游民的优点，基本否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对游民积极作用的论述，实际上是把游民阶层窄化了，即把游民与流氓划等号。时隔不到半年，1930年10月，毛泽东重提游民的革命性，并且高度赞扬游民参加革命的热情。他在《兴国调查》一文中指出兴国第十区的游民数量占总人口的2％，他们是“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列”。［6］（P200）可毛泽东认为该区的90余名游民“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6］（P233）

　　总之，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游民主要来源于失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失掉了土地和赖以为生的正当职业，到处游荡，不得不靠不正当的手段谋生，由此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游民阶层，他们是把双刃剑，既可杀敌，亦可自伤。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游民的两面性：“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总的来说，“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4］（P645－646）

　　（二）对游民的数量及影响的估计

　　游民阶层的人数众多且群体繁杂。1930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流氓的决议案，再次确认流氓（其实是指游民）是由于“农民、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所致，并指出其不正当职业有三十种之多：“1土匪，2盗贼，3娼妓，4兵痞，5戏子，6差人，7赌棍，8乞丐，（以上八种都是大群众，以下人数较少）9讼棍，10地保，11中人 （一部除外），12开烟馆的，13装水烟的，14卜卦的，15算命的，16看相的，17地理先生（一部除外），18耍把戏的，19卖假膏药的，20卖武的（一小部除外），21游学的，22包打听，23拐子，24拆白党，25做烂媒的，26人贩子，27和尚（一部除外），28道士（一部除外），29师娘（巫），30教徒（一部除外）。”“他们的人数，平均约占社会总人口5％，全国约有二千万。”［7］（P512）全国城乡游民无产者总数已高达2000万（有学者经过资料分析，认为当时农村游民的比例，平均约在百分之二、三之间，即全国农村游民的绝对数在1000万上下；而城镇游民在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以最保守的估计，当不低于10％，一般在15％左右，以此比例推算，全国城镇游民约1000万左右；两者相加，全国城乡游民的总数大约是2000万或者更多一些。［8］（P133－134）），成为影响革命成败的一种重要势力。敌我双方都在争取这种势力，但“这个阶层由于他的整个生活地位决定他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动摇阶层’”，“表现‘破坏有馀而建设不足’，表现‘有奶便是娘’的性格”，“在革命的高潮与来潮，革命斗争胜利的情况下，差不多整个游民阶层都有很大的革命性，并卷入革命运动，站在革命运动的前线。反之在革命低潮， 特别是退潮与失败而反动的旧统治暂时获得巩固的时候，其中一部分又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来作反革命的活动”。［9］（P75）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个别游民的破坏性彰显无遗。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黄洋界哨口，但是，久攻不下。于是，他们用金钱收买了当地的一个叫陈开恩的游民，由其带路，从侧面的一条小路实施了偷袭，最后占领了黄洋界。［10］（P363）游民这种两面性的特点，使毛泽东深感棘手：“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2］（P9）

　　二、毛泽东改造游民的策略

　　（一）毛泽东改造游民策略思想的萌芽

　　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了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解决游民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7］（P511）。一方面，根据地一般是建立在易守难攻的地区如井冈山等，而在这些区域有的地方早就存在着一些凭险据守、成分复杂的以游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势力，如袁文才、王佐等，是和平共处还是刀兵相向？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根据地的创建、生存、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经常被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减损较大，急需人员增补，这就难以避免大批游民分子的加入。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谈到了这种喜忧参半的境况：“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这种境况的策略，“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11］（P63）

　　那么，对游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已是当务之急。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游民土匪问题作了发言，他沿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思路。他指出，对待游民土匪，不能只利用他们，而应当制定一个策略来引导他们，“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做客人”［12］（P9）。这是毛泽东游民策略思想的雏形，也是一种预设，即通过分配游民以土地从而把他们团结到革命队伍里来。这种想法与古代儒家游民的观念保持惊人的一致。“游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王学泰理解为：“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此时是没有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者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这些人便成了游民”。［1］（P13）换句话说，农民只要有地可种，是不会沦为游民的；那些已经沦为游民的，只要给予土地 ，他们又会回到以前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比较固定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